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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麗水日報]慶元片區龍泉窯的曆史地位及影響
2020年06月22日 09:07來源: 麗水日報 作者:吳志標
原標題:慶元片區龍泉窯的曆史地位及影響

  浙南山區古處州龍泉,自古出青瓷,它以“土質細膩、釉水青翠、色澤晶瑩”而聞名于世。

  在對龍泉窯認識不足的年代,一提龍泉窯,一般人們的概念只限于龍泉南鄉大窯、溪口、金村出品的傳統所謂的“哥窯和弟窯”,而往往把瓯江中上遊兩岸麗水、雲和一帶和龍泉一水之隔的閩江上源慶元竹口一帶豐富多彩、規模浩大的青瓷窯址忽略一邊,這實際上是一種狹隘的看法。

  新中國成立後,文物考古界一直沒有停歇對龍泉窯的調查研究工作。1957年至1961年,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曾多次對龍泉、慶元及瓯江沿線的古瓷窯址進行了調查。在前後幾次工作中,發現了一批新的窯址,除陳萬裏先生《青瓷與浙江》和《中國青瓷史略》兩書中所提到的幾處外,有不少新的、重要的發現。

  慶元是與龍泉毗鄰,地處浙閩邊陲的一個山區縣。隨著龍泉窯調查與研究的深入,慶元境內也發現了大批青瓷古窯址,這與龍泉窯青瓷的曆史淵源有著密切聯系。慶元是在南宋甯宗慶元三年(1197)析龍泉縣地建置的,而龍泉是在唐肅宗乾元二年(759)析松陽、遂昌兩縣地建置。追流溯源,800多年前龍泉、慶元兩縣本是一家,慶元古瓷窯的曆史也就是龍泉窯的曆史。這些古青瓷窯址的發現,無疑爲研究龍泉青瓷發展曆史提供了非常珍貴的資料。

  龍泉窯窯床

  (一)慶元片區龍泉窯遺址的基本面貌

  慶元縣境西北部的黃田、竹口、黃壇到新窯一片,當地習慣叫“北鄉”。竹溪之水,自北而南,向福建省境內流去,是閩江支流松溪的上源。而龍泉境內與之相鄰的金村、大窯、溪口的梅溪,則是向北流入瓯江的。瓯江、閩江流域在這一帶南北分水。慶元境內的龍泉窯遺址主要分布在竹溪兩岸的近水緩坡,主要位于竹口、煉泥碓和新窯三地,從地點及瓷器特征來看,大致可分爲四個區域。

  一區:煉泥碓窯址

  位于竹口鎮練泥碓村,距竹口窯的中心産區不到十華裏。驅車從龍(龍泉)慶(慶元)老公路楓堂村入三坑公路行進數分鍾即可抵達。小村僅有幾戶人家,臨溪依山而建,村舍一帶即爲窯址所在地。窯址堆積不厚,遺物較少,地表采集瓷片有元明過渡期特征,器物主要是爐、碗、盤等日用瓷,胎質灰白致密,釉色較爲青亮,與竹口中心窯場同期産品基本類同。煉泥碓,顧名思義,是制瓷取土、碾土、陶洗之地,早年可見水壩、水溝及大木從溪岸埋入溪床的水碓作坊遺迹和石碾、石臼等遺物。從窯址堆積情況看,該窯生産期不會很長。從村名來看,更接近是一個提供瓷土原料的地方。

  二區:竹口橋頭山窯址

  位于竹口鎮西岸橋頭山,古有廊橋架于兩岸通行。因地表暴露窯具瓷片少,一值未受關注。從窯址采集出土顯然不同風格的瓷片判斷,此地應有兩條窯,但面積都不大。一處爲碗、盤、盞托類産品,胎釉較粗劣,制作也談不上精良,很像是北宋時期的産品;另一處是宋末元初窯址。20年前,慶元縣“文管辦”曾進行了探挖,範圍雖小,但堆積甚密,出土碗、盤、洗類器物,瓷質墊餅圈足托燒,修坯規整,僅見外壁刻蓮瓣紋器,大多素面無紋飾,以釉取勝。該窯産品器形精巧,胎薄致密,釉厚青潤,可比大窯、溪口同期上品,在竹口一帶窯址中獨樹一幟。橋頭山兩處窯址産品各有獨立性,也明顯有別于竹口中心窯場,似乎也找不到傳承關系,很值得去研究。

  三區:竹口窯址

  位于竹口鎮的後山,從竹上、竹中、竹下三個村跨越五華裏集中連片的狹長窯址分布區,也就是我們通常意義上的竹口窯址。這裏,才是竹溪流域真正的典型窯場,也是繼大窯、金村傳統窯業漸退後,于明代興起的一個龍泉窯瓷業中心。據民間傳說,古時竹口瓷窯林立,有36支窯。這當然不是確數,只不過是形容當時這裏瓷窯之多,瓷業之盛。從今天遺留下來的衆多窯址中,當年窯場林立、煙火相望的瓷業生産盛況,還是依稀可辨的。在竹口後山坡,後期的許多村房民舍就建在窯址上,早年,竹口老村遍地瓷片窯具,低頭可見,唾手可得。

  結合窯址區位和産品特征等要素,竹口窯址大致可劃分爲四個相對獨立的區間:A區位于竹上村“楓堂”一帶;B區位于竹中村“後窯陳”一帶;C區位于竹中村“後窯許”一帶;D區位于竹下村“後門山”一帶。燒造時代始于元末,至明中晚爲鼎盛時期,清初走向衰亡。“楓堂”和竹下“後門山”兩處窯場以産日用瓷爲主,産品略顯單一,工藝較簡。“楓堂”可見簡單的刻劃蓮瓣紋的碗類器物,時代稍早。“後窯陳”“後窯許”兩處窯場碎片堆積如山,應有多條龍窯。幾年前,一處村民挖基建房,曾暴露多條窯床並列疊壓關系,堆積層厚可達5米。這一帶,所産瓷品琳琅滿目,有日用瓷、陳設瓷、文房瓷等,凡此種種,應有盡有,如碗、盤、碟、盞、洗、杯、暖碗、高足杯、花瓶、三足爐、壺、罐、盒、花盆、燭台、燈盞、鼓凳、俑、塑像等。另一類爲仿青銅器産品,也是該窯瓷品的獨特之處,有花觚、鼎式爐、尊、爵杯、鍾等。每類瓷品的樣式也多變化,爐隨處可見,有獸足、圈足、乳足、雙耳多種,盤類有五花口盤、八角盤、菱花盤等。瓶、爐有的體型碩大,瓶高可達80厘米,爐口直徑可見40余厘米;胎體一般都較厚重,胎質致密程度不一,胎色普遍白中發灰;施釉有厚有薄,大多爲玻璃質透明釉,有的爲乳蝕釉,呈色以青綠爲大宗,次之有淡青、青中泛黃、青灰、翠綠等;裝飾手法基本承襲宋元龍泉窯的刻、印等方法,工藝上雖比宋元時期遜色,但在裝飾題材上卻有所拓展,有各類花草植物、魚蟲走獸、水波雲紋、山水人物、曆史故事、幾何紋樣、吉祥字款等等。

  以往,一般認爲竹口出産瓷品難稱大雅。隨著時間的推移,我們對竹口窯也有了重新的認識和定位,不能以一蓋全。竹口窯不但器形繁多,裝飾繁複,這裏也有一部分質量上好的産品,如有些大花瓶,工藝精美,釉色純正,上者近梅子青色,可謂同期龍泉窯的經典之作。

  由窯址所在“後窯許”“後窯陳”等地名可知,當地大族許氏、陳氏,他們的祖先可能就從事燒窯行業或瓷器買賣。據民國二十三年(1934)《竹口許氏宗譜》記載,許紹琳公于明成化十三年(1477)來竹口做生意,“生理獲息十倍”,弘治十年(1497)索性就從江西臨川老家,搬來竹口定居,是爲竹口許氏的始遷祖。另據《乾隆三十八年重修族譜序》記載:“我祖英十一公名紹琳者,本臨川人,客遊斯土……擇白泥山下居,其地古哥窯也,後之人遂因而名之後窯許……”這裏所說的白泥山之“白泥”或爲瓷土原料高嶺土,“古哥窯”應是我們現在所說的龍泉窯。1934年,陳萬裏先生來竹口調查古窯址,當地陪同的“許君”說:“他的祖先從江西遷來,在明末時候,已有兩代,如此推算起來,大概在天啓年間(1621-1627),移家來此,爲的是做瓷器。當時姓許的遷來竹口以後,買得山地極多……許家原藏有制造瓷器的秘本,最近已遍覓不得。”(陳萬裏《陳萬裏陶瓷考古文集·龍泉訪古記》)許多年前,慶元縣“文管辦”還在竹口民間征集到一件器身刻有“柏房許”字樣的花瓶,應該與許氏燒窯有關。

  陳萬裏所記許氏徙居竹口的年代,偏晚了一點,但明確說徙居的目的就是爲了做瓷器生意,傳說大體可信。自“紹琳公”徙居竹口後的十五世紀,正值竹口窯的興盛期。當然,燒窯也不算什麽光宗耀祖的事,《許氏宗譜》交代來龍去脈,語焉不詳。

  窯址堆積面

  四區:新窯窯址

  位于竹口以南約十華裏的浙閩界地新窯村。新窯是龍泉窯衰落期的一個窯場,燒造年代爲明晚直至清代早期。這裏有並列兩處窯址,相距約百米:“樟樹腦”窯址,器類非常簡單,都是碗、盤等日用品,很少具有其他器型。普遍胎體厚重,施釉較薄,紋飾較簡,僅有少量呈青綠、豆青色釉産品稍精;“楓樹腦”窯址,瓷品相對前窯更爲單一,燒制拙劣,釉色灰暗。

  竹口窯式微,零星的青瓷燒造活動,轉移到了更加下遊的地方,也就是新窯。陳萬裏認爲,“新窯”之地名,是相對于竹口的“舊窯”而言的。

  (二)慶元和龍泉屬地瓷窯的名實問題

  到目前爲止,慶元境內所發現的古青瓷窯址,除了集中在竹溪的竹口——新窯一線,還有與龍泉金村一溪之隔的上洋一線。上洋古窯與金村窯實質上是同一區域的窯址群,是龍泉窯系中面積很廣、燒造時間很長的一個窯場,這裏所産的五代宋初的刻劃花淡青釉類瓷器,被學術界確認是龍泉窯的早期産品。

  在析龍泉地置慶元的當時,兩縣分界如何?因兩縣在明正統以前的縣志均早佚,無可查考,然在其他一些文獻資料中尚有蛛絲馬迹可尋,雍正版《浙江通志》引《龍泉縣志》說:“龍泉片産窯器,青瓷窯昔在琉田、道泰、大其洋……,瓷窯昔屬劍川,自析鄉立慶元縣,窯地遂屬焉,近亦窯戶稀絕矣”。雖然這種說法太過于絕對,但也很值得去細思推敲。自明洪武三年撤銷慶元置巡檢司後,治所設在查田,又把小梅一帶與慶元的大片區域(除新村、荷地兩個區的大部分)劃爲巡檢司轄地。慶元複縣後,縣界又經多次變動,致使原來“龍泉窯”的一些重要産地也跟隨政域的變遷而屢更隸屬。所以清梁章钜《浪迹續談》說:“龍泉窯出龍泉縣,以綠色勻淨,裂紋隱隱,有朱砂底者爲佳。自析置龍泉入慶元縣,窯地遂屬慶元,去龍泉幾二百裏,而今人遇新出之青瓷窯,仍稱龍泉,亦可笑也”。這雖牽涉到“名”與“實”的問題,但要知道,“龍泉窯”青瓷是因原産于龍泉而得名,它不能以産地的轄屬變動而受到影響而名實混淆。

  龍泉窯之所以能獨樹一幟,是因爲它在青瓷同類中既具有一般的共性,同時還具有自己的特色,正如明陶宗儀《辍耕錄》與清程哲《窯器說》對龍泉窯的評論所說,龍泉窯“土細質厚,色甚蔥翠、妙者與官窯爭豔”。當然,在各類青瓷中,它們也與龍泉窯一樣、各有千秋,互顯其長。比如,柴窯的特點是“青如天,明如鏡、薄如紙,聲如磬”,而越窯則以其“産秘色瓷器爲宮廷供物”而著名。因此,我們對于各類青瓷的特點就不能混爲一談,假若張冠李戴,勢必又在名實問題上造成混亂。

  當然,窯業隨政域變遷屢更隸屬,並不影響龍泉青瓷的聲譽。慶元古青瓷窯,其曆史完全是屬于龍泉窯的。再進一步說,就是慶元在建縣以後的古窯,也應視爲龍泉窯青瓷曆史的延續和發展,不應把曆史割斷。

  (三)多時代多窯口並存的瓷文化區域

  閩江支流上源的竹口,雖以燒造龍泉窯青瓷爲主,但實際上陶瓷燒造曆史則早于龍泉窯,還有個別窯場專燒龍泉窯之外不同風格的瓷器,在浙南地區非常少見。

  竹口和新窯之間的黃壇村發現的黃壇窯址,根據其造型和胎釉,燒造年代當在唐代。黃壇窯是浙西南山區一帶已發現最早的一個青瓷窯,證明這一地區在宋元以前,已經燒造青瓷了。同時也說明,在竹溪流域燒造瓷器的曆史可推至唐代。黃壇窯雖不具有龍泉窯形成的基本特征,但也有觀點認爲,它是龍泉青瓷萌芽期的一個窯場。無論如何看待,黃壇窯的存在,與這一地區陶瓷生産的關系,是不可辯駁的。

  南宋時期,在竹口鎮對岸“潘裏壟”,有兩處專燒閩北建窯風格黑釉茶盞的窯場,産品與建州(福建古州名)地區如出一轍。同期的浙南地區青瓷窯,瓯江上遊的龍泉,飛雲江上遊的泰順、文成縣,通常也兼燒少量的黑釉盞,以迎合當時的市場。但像潘裏壟這樣純燒黑釉盞的專業窯場,則極其罕見,已知浙江境內唯一。處州、建州山水相連,這裏又是建溪的上源,青瓷的産區,燒造“建盞”可以找到地域文化聯系。

  明代以來,景德鎮青花瓷,風行天下,龍泉青瓷漸漸喪失了市場競爭力。明清之交,竹口中心窯場曾經在青瓷窯中兼燒少量青花瓷。我們在竹口青瓷窯址中,撿到過青花瓷的殘片。而在竹口鎮對岸約五裏地的下濟村,有一個專燒青花日用瓷的窯場,從其外底圖章款鑒定,所産瓷品年代爲清代早期。器物造形勻稱,胎體白而致密,釉色青亮,青花色料純正,紋飾取材豐富,可比江西原産青花瓷。該窯如何興起?與竹口江西許氏有無關系?我們不得深知。可以做這樣的推測:明清之交,竹口中心窯場瓷業衰退後,放棄傳統的青瓷生産,另辟窯場改燒青花瓷,救亡圖存的竹口窯工,以尋求點點重生的機會。

  從這裏的情況出發,再聯系唐代黃壇青瓷窯、南宋潘裏壟建窯的發現,這種多時代、多窯口並存的現象,說明竹口一帶龍泉窯瓷業之所以這樣發達昌盛,除了龍泉窯自身的發展因素外,有其一定的曆史淵源和地理環境關系。

  (四)竹口窯産品外銷路線的調查和討論

  衆所周知,瓯江是龍泉窯青瓷外銷的大動脈,龍泉窯中心的大窯、金村、溪口以及雲和、麗水等地的青瓷很大一部分是沿著瓯江水路銷往國內外市場的。那麽,處在閩江流域上源的竹口窯場,其産品又是怎樣走出大山的呢?

  浙閩山區的慶元,有7條主要溪流,以洞宮山脈爲分水嶺,向西北流入瓯江,向東南流福安江,向西南流入閩江,故有“水流兩省達三江”之說。竹溪和流經慶元縣城的松源溪之水,在縣境的西南角新窯村前並流,彙入閩江支流上源松溪。松溪至建瓯合崇陽溪後稱建溪,至南平入閩江。竹溪和松源溪有機地構成了入閩水路的重要道通。據《松溪縣志》記載:“1970年前,松溪上遊可通小型木船、竹木排筏,下遊四季通航。”浙閩邊區,自古就有互通商貿海運的曆史,竹口一帶水路筏運和陸上交通由經新窯入閩,慶元至松溪的古道也是慶元山貨出口和南貨進口的重要通道。

  在今天看來,只是小鎮的竹口,古稱“閩浙通衢”,往來龍泉、慶元兩縣之間的官路,古已有之。據《慶元縣志》記載,全縣僅有官道(驿道)一條,即由慶元通往龍泉縣界,計程七十華裏,設驿站(鋪)七處。途經“北鄉”的官道上,竹口平嶺崗村(原名梓亭)設有梓亭鋪,竹口大澤村設有大澤鋪,再往北走設有楓樹橋鋪。此外在竹口還有一個伏石關,長駐兵守衛。

  說到瓯江源頭的水運,不得不提曹嶺這個地方。號稱慶元北大門的曹嶺,距竹口約二十華裏,是慶元至龍泉官道的界點,在瓯江上遊水系的源頭。與梅溪一水之隔的龍泉小梅鎮,是龍泉窯的中心産區,金村、大窯、溪口均在鎮區,沿著曹嶺旁的梅溪溯流而上約十五華裏,即爲金村窯及碼頭。據當地口口相傳,曹嶺自古以來便是瓯江源頭上的一個重要商埠碼頭。古代龍泉青瓷是否在此轉運,史料不詳,我們無從查考。這裏說一段曹嶺“過塘行”的曆史:“在抗日戰爭中期,福建省會閩侯(福州)淪陷之後,日軍封鎖閩江,作爲瓯江水運樞紐的梅溪就變成了聯接閩浙海運的唯一渠道,慶元縣南北鄉與福建政和、松溪的士特産——毛邊紙、筍幹、木材、毛竹在此彙集輸出,溫州、上海等地的食鹽、布匹等物資在此輸入,遠至福建下四府的物資也有賴于這條運輸線供應,每天都有數以千計的舟楫沿溯梅溪之中。據調查,當時蟻集于曹嶺碼頭的船只,最多一天有1200多艘,從大王潭到現在公路橋下收購組外面長約一公裏的溪面,變成了水上鬧市。在這樣的曆史背景與天然條件之下,作爲中轉站的過塘行業,就相應地迅速發展起來。過塘行原是舊中國經營運輸業務的行棧,主要業務爲代客辦理內河民船航運或人力運輸貨物,代繳納捐稅等,從中收取一定手續費,作爲營業收入。據調查曹嶺全盛時期共有山貨行33間,多數是溫州、雲和及慶元南北鄉人開設的。……閩北松、政兩縣及慶元縣南鄉的木材,沿安溪、槎溪水運至松溪木城起埠,再用人力肩背至曹嶺,其它毛邊、筍幹等均用肩挑,經曹嶺過塘行集散……”(摘自慶元文史辦公室1988年《慶元縱橫》刊載文章)

  據民國後期慶元縣長陳國鈞《慶元縣情簡編》記載:“當時慶元全縣年産杉木20萬根,百合粉500擔,茶葉2000擔,毛邊紙16000擔,桐油2000擔,松香1000擔,綠筍10000擔。這些土特産再加上閩江封鎖期松溪、政和的土特産也經此外運。”陳國鈞在《慶元縣情簡編》中,曾把曹嶺稱爲北區重要市鎮,說有“人口上千,大都溫、處移此經商”雲雲。據調查,當時確有三個省13個縣的人在從事經商活動,故後來曹嶺203戶人家就有42個不同姓氏,可知言之不謬了。而今,留步曹嶺,可見一些“昔日門庭”和“斑駁老街”,曾經盛極一時的曹嶺山貨過塘行,在過去曆史時期,對繁榮經濟,活躍市場所起的重要作用,是不可抹煞的。

  龍泉南鄉有一個客家聚居地叫毛山頭村。毛山頭“客從何來”?族譜有記:“……原籍粵東鎮平,以故土擾亂不可居人,遂于清乾隆初葉,攜妣氏假道閩江至于龍泉”雲雲。這說明,這一帶往來浙閩的驿道和水路古已有之,從原居地廣東鎮平縣借道閩江來到龍泉有近千公裏,細想起來也就不奇怪了。

  上述材料,並無記述窯事,但我們也可從中得到一些認識。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是孤立存在的,我們可以做這樣的推測和想象,竹口一帶的瓷品除少量供應當地及周邊市場外,絕大部分提供外銷的産品由水路輸往遠方。龍泉青瓷海外貿易始于宋元,直至明代。從竹口窯的産品和規模來看,它參與了廣泛的外銷貿易。一般認爲,龍泉及東區出産的青瓷,多由瓯江經溫州入海,而慶元的青瓷,則由閩江經福州出口。其實,也未必完全如此,兩地瓷品也有可能由南(閩江)、北(瓯江)兩條線路交錯轉運。龍泉、慶元本來就山水相連,文化相融,大窯、金村的青瓷,也可以借道挑到慶元的竹口新窯這邊來,經由閩江,揚帆起航,竹口的青瓷也可以順路輸送到梅溪的曹嶺碼頭那邊去,轉運瓯江,漂洋過海。

  (作者系麗水市文物保護管理所研究員、麗水市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委員)